民间讲学六十多年、被誉为经学宗师的传奇人物爱新觉罗·毓鋆，1906年生，2011年于台湾辞世。
被尊称为“毓老”的他，一生的故事曲折传奇。他出身清朝皇族，曾在满洲国当官、被蒋中正软禁，后半生在台讲学。他的私塾“奉元书院”，学生数万人计，从易学大师刘君祖，文坛的蒋勋、简媜到政界如江丙坤、商界如温世仁，以及海外的诸多汉学家等，都是他的学生。
他幼时曾在宫中受业于陈宝琛、王国维等名儒，后留学日本、德国。一九四七年到台湾后，先在台东原住民部落讲课，不久任教于文化大学等校，后来在台北家中自办私塾讲学，直到将近百岁仍声如洪钟，教学不辍，在台湾中文学界无人不晓，被尊为台湾绝无仅有的中国文化传人。
他在大陆有家庭，来台六十年都独身未婚，与义子一家人同住。他去世后马英九特别颁布褒扬令称：“综其生平，流风德泽，见淑世牖民之深衷；绍统延绪，成中华文化之薪传，学海津梁，贻范永馨。”
2014年春夏之交，一本名为《一代大儒》的新书以与它的名字迥然的方式于大陆低调面世，在出版者组织的一次私人餐叙中，记者偶遇台湾著名易学专家刘君祖先生，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毓鋆”这个名字，于是，一次关于一个隐者的考古发掘式的文化溯往就此开始。
通过刘君祖先生的指引，记者幸运地寻访到蒋勋、简媜等毓门弟子，同时惊异地发现了自己不可容忍的孤陋：一位和梁漱溟一样跨越世纪的思想巨擘，竟然长期成为我们心灵史上的失踪者，他的浮世传奇，他的文化背影，他的人格魅力，虽朝花夕拾，依然绚烂豁人眼目。
毓鋆，系出清朝贵胄，师承罗振玉、康有为、王国维等国学宗师，十三岁熟背十三经，读书一百年，授课六十载，103岁仍登坛开讲，门下弟子万余人。
他最不喜闲居，看不上悠然南山的魏晋风度，更愿意大隐隐于市，他在地下室创立的私塾书院，不论存续时间抑或门人数量均是近代以来少有的文化景观——他就是爱新觉罗·毓鋆，按照他的自况，“我是活得最久的儒家人物。”
“一身象牙白中式衣着，长胡须，戴黑框眼镜，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古人！”
作家简媜这样回忆着她第一次去书院见毓老的情形，“不寻常的安静，忽然，清喉咙的声音从后边儿传来，一转头，好大的身影逼近眼前，一身象牙白中式衣着，长胡须，戴黑框眼镜，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古人！顿时心生时空错置之感，不知身在何代。”
书院开在城市里的一处地下室，老师的大讲桌铺着黄皮塑胶布，桌后有一张太师椅，椅后有一方黑板，西侧书一副对联：以夏学奥质，寻拯世真文。
这里能容纳近百人，多时涌进过二百五十余人，每人仅坐一小圆铁板凳，“空气不流通的课室闷热难当，写笔记时手腕粘着纸，前后左右的同学的汗味和着自己的，形成一阵阵馊浪，几度让我欲昏厥而倒下，总希望有人受不了这种环境的酷刑而翘课，好让我宽坐些，没想到每次人都一样多，貌似打死不退……”按照简媜的追忆，老师讲课，没有任何道具，只端坐椅上，全凭口说，“他声如洪钟，抑扬顿挫之间唤出一个文明古国，朝代更迭，兴亡一瞬，尽在那时而高亢时而低回的声音里。一部《论语》，经他诠释、延伸、验证，宛如中国读书人的圣经，他有着神奇的力量，镇住了满室年轻毛躁的心，言谈间，连我一个女孩子也慨然有了澄清天下之志，他就像一块烙铁，给了每个坐进书院的学子一个君子印记。”
著名艺术学者蒋勋也曾受业于毓老，他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率性。一次过年的时候，大家来给老师拜年，有位师兄特意穿了长袍来，反被老师当面说了一顿，“年纪轻轻，穿什么长袍，学我啊，我是在给祖宗守制。”
说来也耐人寻味，毓老最初的弟子竟是一群来自欧美精英学府的博士研究生，学成的他们几乎涵盖了整个西方汉学界。尽管这些洋弟子每个日后都身家显赫，可毕业时老师的推荐函却不事美言，给著名汉学家班大为的评语是“初解大义，略窥微言”，给后来的易学专家夏含夷的推荐言是“略窥大易之玄门”。
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曾跟毓老研读《老子》，他当时的经历很像是现代版的《世说新语》里的场景—— 毓老问夏有没有准备，夏回说准备了，老师就让夏念《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师听后大声问：“什么意思？”
“对不起老师，我不很清楚是什么意思。”
“你不清楚？好，我告诉你，‘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是‘道（大声，后面停止了两三秒）——可（声音拉得很长）——道（又是大声），非（又拉得很长）——常道！懂了吗？”
“对不起老师，还是不清楚。”
“还是不清楚？好，那我给你讲白话文，意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说得特别快），懂了吗？”
“对不起老师，还有一点不清楚。”
“还不清楚。好。我再给你说一遍。‘道可道’的意思就是‘道（大声）可（强调第三声调）道（强调第四声调）’，‘非常道’的意思是‘非常（非常连在一起说）——道（又强调第四声）’。懂了吗？”
夏含夷和毓老就这样一问一答反复了十几分钟，夏忽然有所领悟……这不是魏晋式的清谈公案，而是最传统的初级中式教读法。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毓老认为读典籍不可从注解入手，初学者如果言必称朱注、程注者，难免读成学奴。
毓老创建的私塾书院持续半个世纪，弟子万余人。近代以来马一浮创办的复性书院、梁漱溟创办的勉仁书院深富影响，但都只是短暂存续，而毓老一门不论存续时间抑或弟子数量堪称近代以来所仅见。毓老几乎是在凭一己之力延续着数度沉浮的中国书院传统。
“讲玄学的都是混饭吃的骗子，从五四起，就有人拿中国文化换面包吃。”
在学术秉承上旗帜鲜明，而于阐释讲解中毓老又兼蓄融通，他的学生、著名汉学家魏斐德曾回忆说，“老师的教学可能会激怒一群在研究所里教导我们古典中文的学者。完全不理会汉学思想家在文献上的发现和阐释，老师全凭着自己对以往所受教育的记忆和理解来教授中国经典，然而我却发现，当我们争辩于某些细微的观点时，他却不仅能引用柏拉图来反驳王弼的论点，也能很清楚地掌握某些特定章节的争议和真实性，我认为在此时，他开始有意地展现出后孔圣时代的另一风貌。”
他说中国即中道之国，天下文化的境界就是中庸，中庸就是用中，所有宗教都有末世，只有中国思想没有末世，中国文化生生不息，是永恒。毓老讲孔学，常常以经书入门，“以经解经，不是空想臆说”。他认为，中国历代的注解，从秦始皇到清朝，都不敢把真经义讲出来，所有教育都是愚民之言，几千年来讲学术都是奉旨行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兴能”“人人皆可为尧舜，有为者亦若是”，这是中国人最伟大的思想，历代儒丐、奴儒在帝制时代都不敢明言。
“儒，专为‘人’之所‘需’，儒家都是为别人活的。”他特别反对不切实际之学，“中国思想都是实学，讲玄学的都是混饭吃的骗子，从五四起，就有人拿中国文化换面包吃，文化精神与文化使命都没有了，貌似知晓很多，但只能自欺而不能欺人，这是中国学术败坏的开始。”
毓老曾撰写过多部著作，后来悉数焚毁，“中国学问是解决问题，不是写一本书教后人研究，我为何不写书？中国文化没有古今、新旧，只有先后，看你能不能做到先时，古人的智慧，讲就够了，思想还有新旧之分？会用，都是新的，不会用，都是旧的，讲学不是为了留一本书，而是我们能从书中得到新的智慧。有用之物却无用，在于不思。读书多少不重要，智慧多才有用，讲道容易行道难，做事容易成事难！”
“古今之争，到最后不是争学问，而是争学阀。我们不要成学派，要承学派。”他说孔子是述而不作，自己则是寻而不作，终身在寻拯世之真文。
毓老说过，“十三经注疏但存《公羊》可读。”他讲学60年，《春秋》成为书院必开的课程，但毓老所授的《春秋》为《公羊春秋》，在他看来，二十五史即盗统，“古书中有一部分盗统，亦有一部分道统。”
基于公羊大义，论及《孝经》中著名的“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一句时，毓老认为“忠于事君”一语为汉儒所加，“盖皇帝皆恶其害己而去其籍，故奴儒将乱制掺入经义。”又讲到《孟子·梁惠王下》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毓老极为认同孟子，“忠于国家民族，不忠于一人，如孟子闻诛一夫纣矣，如是方明宣圣思想。”
于民国人物中毓老独推崇孙中山，原因是自尧舜讲禅让，可禹后德衰，遂出现家天下的乱制，唯有孙中山能拨乱反正、大公无私，堪称尧舜以后第一人。
毓老不仅以经解经，更不排斥以佛教、基督教经典诠释中国经典，比如谈及“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他言道，“如果说没有欲望，那就是伪君子，人皆有欲，‘不惑’就是不惑于欲，如果说你不贪污，但并非无欲，你可能是好于‘好名声’的欲，如何不惑知天命？就是《金刚经》所谓‘不著相而生其心’，‘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才是知天命。”讲到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则援引《圣经》的话，“进天国的必得要像小孩”，之所以毓老如此博征旁引，并非不谙章句训诂，实在是源自他更重视经世致用，自然不斤斤计较于考据了。
“长寿的秘药偏方，只是四个字——问心无愧。”
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毓老闻讯，以为是遭歹人暗算，遂腰挎双枪前往颐和园，确认先生自杀事实后深思道：“读书著作与行事，和则智，分则愚。”
毓老常引用庄子的话，“嗜欲深，天机浅。”他说养生的首要是正心诚意。
他特别重视饮食，“最难的就是口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他自己过的是“原始人”的生活，“没虫子的青菜不吃，洋玩意儿不吃，没烧开的水不喝。”他每天都要散步，在巷弄间走上两个小时，前一个小时必定用脚尖走路。四书五经都背在脑子里了，散步时再一一默诵。
毓老九十八岁时，一日身体不适，但仍开门授课，上台来开头便说：“看破世情惊破胆，万般不与政事同。政治现实，好像一阵风，但是你有风可以刮动别人吗？你们必得要守人格、爱台湾。中国人的思想是天下思想，半点迷信没有，平平整整是自我平天下之道，现在讲中国学问的全无学术生命！”忽又停住慷慨语调，问：“你们看我今天精不精神？上个礼拜上吐下泻，到今天才开始吃硬馒头，就来给你们上课。”忽又语调变高，正声道：“你们必得要锻炼自己、必得要成材、为这块土地谋点幸福，才不愧为文人，什么是文人？古曰文人，今曰政治家，经天纬地谓之文！”然后又松缓语气说：“你们看我这么精神，像生病吗？我每天晚上还得跑跑台湾问题。”接着，毓老便气足势壮地讲起《易经》了，气定神闲，一派澄明。
曾有弟子问他长寿的秘药偏方，他回答说：“只是四个字——问心无愧。”
毓老身份证上的正式姓名，是他当年恩人的名字
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本立而道生。” 区区一行字，毓老却用一生勉力践行。 他曾对人说过，此生对不起母亲和妻子。
抗战胜利后，审理满洲国战犯，清朝皇族中只有毓老不是汉奸，而国共内战，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开始运走黄金、国宝及人才，毓老也被点名。但毓老母亲不愿赴台，毓老只好让夫人陪伴母亲，未料一离便是家人永别。
毓老生平不著文字，现在唯一可以找到的他留下的几百文字都是写给母亲的。母亲信佛，故去后，自言是儒家人物的毓老为孝亲而礼佛，发愿十年内手绘千幅观音菩萨像。
已是七十高龄的毓老，三天就要完成一幅观音大士像的绘制，他说：“我画画是修颐和园的画工教的，只要夜里睡不着觉，就起来画观音。”就这样，在母亲百寿时，八十岁的毓老绘得千幅观音像，把功德回向双亲。
毓老的妻子是蒙古格格，自幼两人订婚。毓老赴台时正值壮年，可他月印千水，为妻独守后半生。他说，妻子是蒙古族女孩，性格刚烈不会再嫁的，所以他也不会再娶。
在课堂上，他破例谈到过男女之爱，“下班回家，想到另一半，会不由自主笑出来，这就是恩爱夫妻。”不少弟子都听老师不止一遍地背诵过一段骈文，那是两岸往来后妻子写来的一封信：“倚门闾而望穿云树，履林海而恨满关山；两地相思一言难尽，花荫竹影满地离愁；独对孤灯，一天别恨。月夜，雨夜，无事夜；饭时，眠时，黄昏时；此六时滋味不可言传。”1990年，留日弟子来信，起语便是“惊闻师母仙逝……”，毓老倾时泪流满面。晚年的他尽焚所书纸稿，幸存的三张夹在书里的纸头，赫然是写给亡妻的四首诗。
老人生前特别嘱托，往生时要给他穿上一件保存多年的蓝布袍。
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暗地里身为抗日分子的毓老被日本特务发觉追捕，亡命途中躲入一处民宅，主人二话不说和他互换了衣袍，还把身份证也给了毓老，帮他躲过一劫。毓老一生都带着那件蓝布袍。
在毓老的公祭礼上，马英九发来褒扬令，参加追悼仪式的弟子们第一次听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刘柱林，这是毓老来台六十四年间，身份证上登记的正式名姓，而“刘柱林”，正是他当年恩人的名字。
（摘自：2014年6月29日 《北京青年报》 作者：邵延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