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 • 章太炎：虽千万人，吾往也
2015-04-01 宝龙学校校长 涂源安（推荐） 点击：[]
鲁迅与太炎先生皆逝世于1936年，太炎先生是1936年6月，鲁迅则是1936年10月，两人忌日相隔仅四月有余。太炎先生病逝于苏州，当时鲁迅隐居于数百里外的上海。斯时的鲁迅，肺结核病已是到了膏肓，药石无效，当惊悉太炎先生病逝，就在病榻上写成《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为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至于太炎先生晚年。“脱离民众、渐入颓唐”，甚至应东南五省大军阀孙传芳的邀请，去南京“主持”“投壶”，接受馈赠，每为论者所不满，对太炎先生的这些错误和缺点，鲁迅则认为“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忠”。太炎先生逝世后，有些市侩文痞勾结小报，以奚落太炎先生而自鸣得意，鲁迅则说那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这篇文字是鲁迅于10月9日写就的，重疴在床，挣扎撰此短章，拼却最后的力气，离自己辞世搁笔已不远矣。鲁迅还有一篇文字《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惜未终篇，就溘然长逝。
人常认为太炎先生疯，我说毋宁认为先生狂，在先生身上盈荡着的是一种敢爱敢恨、能恨能爱，敢做敢当：能做能当，怒则大吼、痛则大叫、乐则大笑的丈夫气概和言语的霸气。太炎先生因“苏报案”而坐牢之时，曾豪迈写下“上天以国粹付余”，他认为在他身上，有一股丹田气在，有上天托付的述往事思来者的文化使命在，有道统和学统要赓续；大闹袁世凯总统府被拘之时，他又写下“吾死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这些看起来很狂悖的话语，几可与孔子的“天丧斯文”和孟子的“舍我其谁”相伯仲。
人说太炎先生外貌丑陋，首如飞蓬，像孵蛋的鸡窝，对穿戴不讲究，不衫不履，惧怕洗澡，有点王安石转世的风貌。太炎先生有魏晋人风度，
有一次，他误人邻家少妇的卧室，据榻而眠，鼾声大作，被人唤醒，他还生气地说：“我睡得正熟，你们何苦扰人清梦？”这真像阮籍醉卧于当垆少妇之侧。
是的，在太炎先生身上有许多魏晋人的风神，他的许多轶事让人感到怪异和天才是人的两面。他总是记不住自家的地址，却记得某人某言在《汉书》或《十三经注疏》的哪一页；他说文论史不假思索，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日常生活却显得低能，丢三落四、一塌糊涂；他半夜醒来忆及某书某事即起床查书，翌晨仆役进室洒扫见其持卷独立、呆若木鸡，惊呼：“老爷，你没穿衣！”他完全分不清货品价格之高低，却十分乐于亲任出纳天天数钱。胡适日记里也记着一件太炎先生的“怪事”：国元年（1911年）章太炎被袁世凯羁縻封了官，任东三省筹边使，他到北京找到国务院秘书陈仲恕，要求借外债六百万，请转致袁总统批准。问其为何借款，章答：“老师对你说罢，我可得六十万回扣。”还说，黄兴、孙文都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陈仲恕不肯代达，章太炎生气而去。第二日梁士诒(总统府秘书长、袁的“财神”)答应送他两万元，章嫌少，大怒：“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到第三日，他又主动写信要—万元，全不提前两日之事。
太炎先生的文章，人们评说具有魏晋名理之长，怀有建安风骨之气，有曹孟德之慷慨沉雄，有刘越石之激越悲壮，情调悲凉激愤，表现出清末革命者独有的慷慨悲壮、苍凉激越的心声与追求，牵动了一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心，使文笔老辣的康有为及笔风清朗的梁启超也败在他的笔下，被鲁迅称为“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早年爱诵太炎先生的文章，尤爱读《民报》上他的文章，连自己都不知不觉染上了爱用古字和生僻字的嗜好。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写过太炎先生：他的相貌，实在不算堂皇，皮色差不多是黢黑的，髭须稀少得可怜，前额突兀地耸起，也几乎要把它视作瘤子，可是只有那副丝一般的细眼，唯独这双在上品的眼镜背后也总冷然的、总是微笑的眼睛，确是与众不同。就为了这双眼睛，袁世凯曾将先生囚禁于囹圄之中，同时又因为这双眼睛，虽曾把先生囚禁而终于未能加害。……章太炎接二连三地摇着长指甲的手，滔滔不绝地陈述他燃犀烛怪的见解，而我呢？只是觉得寒冷。
虽是域外人物，但写起先生也真是传神，留着长指甲的太炎先生指点江山是如何模样？太炎先生的狂，不是轻狂，他狂得有品位，有高格，是超逸和拔俗。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太炎先生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本是例行公事，太炎先生照章办事实话实说即可，谁知这却引起了先生的愤懑。太炎先生的笔下就呈现出如此的履历：
职业——圣人；
出身——私生子；
年龄——万寿无疆。
那是1906年，太炎先生从上海西牢获释，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有耸动世人的张扬神经论：“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演讲结束的时候，太炎先生高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太炎先生自小曾听外祖父说王夫之所持的华夷之论——“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原则可耻”，“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与之俱亡”。后来，他读到稗史《东华录》，其中载有雍正、乾隆两朝戴名世、曾静、查嗣庭、吕留良等人惨遭灭族的文字狱，更从内心萌生“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再后来，太炎先生振笔撰作《讨满州檄》，历数清专制帝王14宗罪（诸如焚书、屠城、制造帝王14宗罪（诸如焚书、屠城、制造文学冤狱等），及根源于他内心积郁多年的民族情感，既包含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也有对那些被虐杀的先辈的哀矜。
1895年，章太炎加入由康碉刀、梁启超牵头的强学会，交纳了16块银洋的会费。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蜕化为保皇党，章太炎即与之分道扬镳。1903年5月，他在《苏报》上发表了义正词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径称“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尤为惊世骇俗的是，他戟指光绪皇帝，愤然骂道：“载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他还骂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不过先帝一遗妾耳”。这样的文字自然引起清廷的震怒，清廷要求租界当局拘捕章太炎，等到巡捕来时，太炎先生自指其鼻：“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邹容本已藏匿在虹口一个外国传教士处，闻章太炎被捕，便于7月1日徒步到租界四马路巡捕房投案，自称：“我是邹容。”于是，邹也被收监。
7月15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会审“苏报案”。开审后，原告律师古柏宣读《控告苏报条款》，控告苏报馆、章太炎、邹容等“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并从1903年6月以来《苏报》发表的言论中罗织罪名。“载游小丑，未辨菽麦”成为重要证据。章太炎说：“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苏报》论说，与我无涉，是实。”并直言“不认野蛮政府”。邹容只承认“《革命军》一书乃我所作”，其他的什么也不说。庭审完毕，他们“乘马车归捕房，观者填堙，（章太炎）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
在狱中，章太炎作诗《狱中赠邹容》，气调壮烈：“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I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原想，蹲几年西牢又如何？只要留得大好头颅不被斫去，就不愁等不来再度布阵开战的日子。可惜，一年后，这位刚满20岁的四川青年却瘐死狱中。章太炎于苦役之余，朝夕研诵《瑜伽师地论》，深悟大乘法谛，虽悲苦万端，精神却能屹然不倒。
慈禧七十大寿时，举国阿谀，章太炎撰写寿联：“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_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
徐锡麟之弟徐仲荪如此评论章太炎：“其处世也，有威武不屈之概；其持身也，有独立不惧之神。”
昌思勉在《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一文中说：“从来冒犯权贵易，得罪朋友难，因为权贵虽然是权贵，和我们的关系其实是疏远的，朋友就不然了。太炎和康长素一辈人，非无雅故，然因学术上的歧异，即不恤称长素为妄人。蔡元培在五四时代，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不但以学问见尊，而且以名节见重，太炎却说他‘国安则归为官吏，国危则去之欧洲’，元培是否如此，我不欲推论，然太炎为取巧立名者戒之意，则可谓军深切了。”
陈存仁记载太炎先生晚年寓居上海，某年春天，陈存仁陪章太炎到杭州，跟章太炎去凭吊俞樾的故居，等了两个时辰，才进入早已卖作他人的曲园。庭院中，有两棵枇杷树，章太炎对陈存仁说，这仍是旧时之物。当看到大厅中一幅横额写着“春在堂”三字，章太炎辨认出是先师俞樾的遗墨，命陈存仁点起香烛，章太炎行三跪九叩首礼，房主在旁边看呆了。章太炎还辨认出左边的厢房是他旧时读书处，要求房主拿出纸笔留字，“主人只有笔墨而无纸，章师即在墙上题了两首诗，黯然而别”。
民国建立，作为“中华民国”国号命名者的太炎先生可说是壮志已酬，乃可休憩一番，然其书生本色却未加少变，还是慷慨赴难。鲁迅所说“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就是说太炎先生二次被囚前冒危人京的孤胆孤喷。
“时危挺剑人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采取如此激烈的抗议姿态，康有为不会，梁启超不会，太炎自况曰：“蒿邪识麻直，弦急知韦柔。”
袁世凯先是用东三省筹边使笼络太炎先生，但太炎先生很快就认识到袁世凯的机心，及至宋教仁遇刺，太炎先生感到“项城不去，中国必亡”！
袁世凯将章太炎骗到北京，想用高薪（月薪500大洋）将他羁縻起来。章太炎被袁世凯困住，于是致书袁世凯诘问。袁世凯答应建弘文馆，以讲学为由将他留在北京，不许外出。
1914年元旦，章太炎见弘文馆的事迟迟未决，知道自己被骗，几次想回上海，但不便从北京直接走，太招惹，根本无法成行，于是就打算先到天津，然后伺机南下，不料一到车站就被军警强行截留，连天津也去不了。他当众大骂袁世凯，并决定找袁世凯当面抗辩。
1914年正月初七，北京正是寒冬季节，天气冷得人发颤，好像是末日来临。先生向来是不修边幅，那天的他身穿一领羊皮袄，脚踏一双满是泥土的破缎靴，手擎一把白羽扇，将民国元年授给他的二级勋章作为扇坠提在手上，清晨八时就直奔总统府，歪歪斜斜地坐在招待所的头一张大椅上，不住地挥着扇子，光溜溜的勋章随扇子摇晃。
太炎先生指名要见袁世凯，一次又一次吆喝传事人通报。通报是上去了，但袁世凯就是拒而不见，他知道太炎先生是来者不善。太炎先生听说袁世凯不见他，他就越要请见。忽然听见传事人报总统接见向瑞琨次长，章太炎跳起来喝道：“向瑞琨是什么东西？一个小孩子见得，难道我见不得吗？”太炎先生越说越气，就当场摔碎茶碗，用噪声来抗议。后来财政总长梁士诒出面劝解，章太炎更是火上浇油，厉声大骂：“你是何物？乃鸡鸣狗盗之辈，敢在老爷面前逞威！”梁士诒在太炎先生的雷霆之怒的詈骂声中灰头土脸地退下。
直到下午五点多，陆建章来到，向章太炎鞠躬，然后谦卑地说：“总统有要，公劳久候，殊歉。今遣某迎先生入见。”
章太炎随陆建章出来，登上马车，出东辕门。章太炎喊道：“见总统胡不入新华门？”陆建章笑着回答：“总统憩居仁堂，出东辕门，经后门，进福泽门，车可直达，免步行耳。”章太炎没想到自己又被当做猴子一样耍了。有“屠夫”称号的京师宪兵头子陆建章奉袁世凯之命，把章太炎送到城外龙泉寺隧禁起来。
移居龙泉寺的翌日，袁世凯次子、大名士袁克文亲送锦缎被褥来章太炎居处，但他不敢面见太炎先生，就在窗缝外窥探究竟。这时太炎先生掀开窗帘，见是袁克文，就返身点着香烟，把被褥烧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洞，然后掷出门外：“拿走！”
后来袁世凯又把先生转移到东城钱粮胡同的一所空宅里。当时的北京常有一些凶宅，一年四季没有人敢住，这钱粮胡同房子也是凶宅之。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在钱粮胡同的那些日子里，身遭软禁的章太炎可以读书写作，警方也不阻拦其亲友和弟予前来探望。但有一点很明确，即不准许他出门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太炎先生就在八尺见方的宣纸上大书“速死”二字，悬挂于厅堂正中；然后满屋子遍贴“袁世凯”字样，以杖痛击，谓之“鞭尸”。
太炎先生在囚禁的日子里，还有一个消遣同样出人意料，那就是把得意弟子黄侃叫来，口授《中国文学史》讲义，由黄侃悉心整理。师徒二人常挑灯夜话，鸡鸣而止。遭软禁而不废学术，以学术来砥砺自己养浩然之气，真大师哉！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章太炎召集寓中所有仆役，颁示六条规矩：
（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
（二）在外面见到我，必须垂手而立；
（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
（四）来客统统称“老爷”；
（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
（六）每逢朔（农历每月初一）望（农历每月十五日，有时是十六日或十七日），必须向我行一跪三叩大礼。
钱玄同感到好奇，问老师为何要立此家规，章太炎的回答令人瞠目：“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拼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叩头，不是合情合礼吗？”
在玫夫人汤国梨的家书中，太炎先生表露煎熬：
人生至此，亦焉得不求死地，使彼能以白刃相加，所欣慕也。彼意乃欲絷维之，挫折之，而不令一死，以召谤议，此其可恨者耳。
其后，章太炎两度绝食，以死相抗，并寄旧衣一袭给夫人汤国梨，表示诀别。太炎先生绝食，身体一天比一天赢弱，精神一天比一天衰减，这不仅使袁世凯大伤脑筋，也令章太炎的诸位弟子（钱玄同、许寿裳、朱希祖、黄侃等人）痛心不已，可是他们千方百计也无法使章太炎改变死志。还是马叙伦有计谋，他去探望章太炎。好友相见，章太炎精神一振，论及眼下不堪收拾的人事和国事，谈兴极浓，自午及暮，意犹未尽。马叙伦看看天色，起身告辞，他说：“我得走了，中午出来太急，没有吃饭，现在已经饥肠辘辘。”章太炎说：“这事好办，让我的厨子给你准备饭菜。”马叙伦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他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正在绝食期间，我在你面前据案大嚼，有违仁道，怎能下咽？我真要吃下这顿饭，传出去，岂不为天下士人君子所不齿？”章太炎一心要挽留马叙伦，当即答应与他一同进食。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称帝，太炎先生让人送去一信：“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但袁世凯只以淡然的口气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鲁迅《华盖集·补白》曾以形象而含蓄的笔调，说过这样一段话：“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日‘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在太炎先生遭囚禁的日子里，鲁迅曾多次去看望，还劝绝食中的老师进食。在鲁迅的日记中，留下了七次探望记录，而且每次去都是“晚归”、“夜归”、“傍晚归”。大年初一鲁迅还去给太炎先生拜年，给囚禁中的老师带去许多温暖。
太炎先生敢骂，非唯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辈，连孙中山也不放过。太炎先生肯为黎元洪撰墓志，且不吝赞词，却不肯给孙中山撰墓志，这多少有点令人费解。曾有一位纱厂老板愿致送万元润笔费，求章太炎写一篇揄扬其祖上功德的文字，遭到章大师的断然拒绝，毫无通融酌余地，可是青帮教父、海上闻人杜月笙提出同样的请求，付出同额的润笔费，却从章太炎那儿拿获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
1907年，章太炎主编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经费左支右绌，听说孙中山私底下收受黑钱，他将孙中山的肖像撕下来，批上一行字一一“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寄给远赴南洋的孙中山，坚决主张罢免孙中山的总理之职，由黄兴继任。章太炎在集会上说：“孙文自欧洲来到东京，囊空如洗，一文莫名，所有日常生活开支，概由同盟会同志捐献供应。而今孙文得自日本当局馈赠一万五千元，以自动离境为交换条件，事前事后，本会毫不知情。孙文如此见利忘义，不自珍惜志节，不愤发艰苦卓绝情操，接受了污染渗透的赠与，使本会大公无私的号召力，蒙受毁损的阴影，殊感莫大遗恨！为挽救本会开创之士气与信赖，拟请孙文引咎辞卸本会总理职。”
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章太炎对孙中山的观感更差，他指责孙中山妄谈主义，徒擅空言，“任用非人，奸佞在位”，实行一党专制，身边完全被一群阿谀奉承、追名逐利之徒所包围。
（摘自《百花洲》2013年第6期 作者：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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