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赠我一册张承志的《心灵史》，这书20世纪90年代看过，此次见到的是改定版，附录中收有哲赫忍耶导师马明心第七代苗裔马聚先生2012年lO月28日写于甘肃的后记。后记写到，改订本是赠送给底层读者和教外朋友的。我有幸获得赠书。书的前言有一段文字，讲述了两箱书的故事，那是1940年代领导海固哲赫忍耶起义的马国瑞师傅的遗物。当年一户农庄的女人为了保护这两箱书，不惜以生命相拼。1989年当张承志看到这两箱书时，说不出的感动，他用“我觉得，这些书是幸福的”来表达这种感受。的确，书的命运与人相似，有幸与不幸之分。那些穿越时空岁月保存下来并能够最终落到需要这些书籍的读者手中的书，是幸福的。
记得有一次去哈佛瓦德纳图书馆看书，查阅到一本19世纪末英国出版的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完全是出于好奇，我想看看这是怎样的一本书。乘电梯而下，抵达地下五层。老旧的书库犹如电影中的古堡，黑漆漆，阴沉沉，没有一个人。一排排书架，如排浪迭起的大海，散发出阵阵潮味。我感觉自己似乎潜藏到了大海深处，有一丝不祥的恐惧涌上心头。壮着胆子，沿着书架一路走去，感应电灯随着我的抵达，闪亮又熄灭，熄灭又闪亮。整个书库，除了我的脚步和呼吸，设有其他杂音。终于在一个墙角的底端，我找到了那本书。书的内容很简单，仅仅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孔子、庄子、四书五经等知识，但书页最后的出借单却让我兴奋。记得有一位读者借过此书，出借日期是1928年的某一天，此后就没有人光顾过。我的心突然狂跳起来。想想1928年中国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再想想，这本书经过“二战”，经过冷战，经过“9·11”，而后与我邂逅。我为书的寂寞而感到不平，觉得要将它借出去，借出去的理由很简单，仅仅是为了让它享受—下阳光，在出借单上留下一个中国读者的名字。
将那些沉寂已久的书籍打捞出来，对于一位普通读者而言，有时是兴奋的，但对于书而言，却未必全是好事。我曾遇到过两件事，一次是阅读《清华周刊》，还有一次是阅读沈兼士先生的一本抽印本。前一套杂志弥足珍贵，现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有全套的很少，而能够供读者翻阅的更少。但我当时的确是一页一页地翻阅着这些发黄发脆的书页。每当翻动一页，书页就会散落下很多碎屑。以至于—上午看下来，座位周围像尘土一样落了-一圈的碎纸屑。我一面叹息，一面为新发现的史料而高兴。晚上回去，遇到同道，免不了要谈论新见到的东西。第二天再去图书馆翻阅时，发现期刊不见了，我的同道在认真查阅。有一度，这套杂志就成了我俩的专有阅读物。一个月下来，有一天晚上，我再去书架翻阅这套杂志时，无意中发现，书页的接缝处有很多处已经连根断开。如果再有人来翻阅，大概杂志就散架了。这时我有一种负疚感，觉得对不起这套书。如果当初不去看它，或许它会安安静静、平平安安地躺在书架上。但如今被翻阅后，知道的人多了，不知道它的命运会如何？还有，就是沈兼士签名的抽印本，也是我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无意中翻出来，拿给图书管理员看，还好，这是位懂行的管理员，上下左右查看一遍，转身将书拿进了特藏部，当作珍品收藏起来。我想以后再想要看这本抽印本大概很难了。
既要解除书的寂寞感，又能够获得与书相遇的幸福感，我个人的经验是将一些冷僻而不常看的书，放在最容易拿到的地方，而将一些常常要用的书，放在书堆的深处。这样的结果就是家里的藏书过一段时间就会被全部翻动一遍。即便是这样的用心和努力，我发现书的幸福感似乎还是难以满足。首先是上万册的书，不可能经常搬进搬出，工作量实在太大。有时望着一人多高的书堆，会生出一种无奈感：书啊，不是我不想好好保存你们，实在是要做的事情太多，一天到晚忙这忙那，再要用心搬书，时间和精力都显不够。还有就是半年不搬动书，堆在地板上和靠近墙角的书会受潮变软。哪怕是住高层，也必须搬动，否则书一定受损。所以，到了黄梅天，窗子少开。但书页油墨散发出来的气息并不好受，过几天还得开窗开门通通气。实在不能开时，开空调除湿，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多年积蓄的书，像多年的朋友，时间越长，感情越深，但能不能天长日久，有始有终，实在是人力之外的天意决定的。如此看来，拥书而居的幸福，靠的是一种机缘。邂逅相遇，是一份福气。人书相离，大概是缘分已尽，该去的就随他去吧。
（2013年11月19日《文汇报》 作者： 杨 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