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响香港经济未来发展的外部因素
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城市经济体，来自外部的挑战从来都高于来自内部的挑战，香港经济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蝴蝶”效应。任何外界的风吹草动，都会在香港酿成巨大波澜。
（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香港定位的影响
尽管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但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仍不可逆转。在经济持续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发展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一是发展方式更加复合多样。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中自由配置资源仍是发展方式之一，但应对全球经济衰退而采取各种保护主义则是部分国家和地区保持发展优势的选择。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将体现为开放与保护、合作与竞争、全球化与区域化、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对冲与兼顾，发展方式和手段将趋于复合多样。
二是发展格局更为均衡。一是为了避免本国经济的脆弱性，发达经济体开始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开始重启“再工业化”进程，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二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进入经济转型时期，开始向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迈进，传统的发达经济体占据产业链高端、发展中经济体占据产业链低端的现有分工开始进行重组。兰是在货物贸易竞争之外，服务贸易竞争进一步加剧，而由服务贸易竞争引发的各国制度和法律的改进开始加速，全球发展格局将更趋均衡。除了地域、产业、劳动力等看得见的要素外，更注重制度、知识、创新等看不见的要素，软实力和硬实力以及二者的有机协同将成为构成展优势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三是区域一体化水平更高。经济全球化下区域开放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将超越WTO，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导致WTO规则的边缘化。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其主要特点是不以区域而以经济发展程度推进区域合作，不仅要取消或降低商品关税，还将涵盖负面清单、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以及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超过一般的自由贸易协议。欧盟和美国启动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谈判一旦达成协议，将很有可能改变世界贸易规则和产业行业标准。区域一体化已经开始由单一一体化向全方位一体化发展，更加注重一体化内部的营商环境建设，成员之间的法律制度、体制机制的对接，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作为全球最自由、最开放的经济体，面对这一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香港需要调整现有的定位以及发展模式和方式，进一步拓展国际联系，保持现有发展优势。
（二）全球知识经济时代对香港竞争优势的影响
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导致世界竞争格局出现新变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并加速发展，全球化红利来源更具知识和技术特征，构成核心竞争力的要素出现改变。
一是知识经济凸显人才、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性。人才是知识和技术的载体，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将在更高层次上决定着竞争力水平，将极大改变竞争方式和格局。而香港在教育和研发投入上存在明显不足，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WEF)2013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香港排在第7位，低于新加坡的第2位。根据香港统计处的资料，香港近年来R&D占GDP的比重大体维持-:E0.7% -0. 80-/0之间，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也落后于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内地。
二是全球化红利更多来源于知识相技术的应用。知识经济时代的全球化红利主要来源于生产效率提高、规模效益扩大、生产成本降低、交易方便快捷、物流配送和信息交流畅顺等。如信息产品推广和普及带来的生产能力的提高（深海作业、太空培育、超导材料、非常规能源开采能力）、生产效率的提升（无人飞机、遥控自动操作、3D打印、无纸化办公）、交易方式便利（电子商务、网购、手机网上交易）等。全球化红利更加多元、更富知识和技术含量。而香港服务业中知识型服务业较少。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香港——知识型经济统计透视》的数据，2012年香港知识型行业增加值占CDP的比重为24. 30-/0，比2007年(27.2%)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
三是创新构成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日益成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创新、产业创新、知识和技术创新，并要求教育、研发、人才培养和引进等方面的投人为创新提供保证。目前香港除了在教育、研发方面存在不足外，还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低的问题，新增人口以持内地单程证赴港定居人员为主，技能和学历偏低；香港服务业虽高度发达但缺乏内在创新动力。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由于创新以人才、知识、技术要素的有机配置为前提，而这些要素难以简单地靠市场经济自发配置完成。
面对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香港需要有效进行资源整合，提高创新能力，强化核心竞争力，重塑经济功能和竞争优势。
（三）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对香港经济功能的影响
目前，中国正在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充分扩大改革红利、充分激发创新动力、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推动国家经济持续健康稳健发展。
一是国家经济进入全面转型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前提，必须以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为支撑，必须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必须是有就业保障和居民收入相应增加的增长。这“四个必须”，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转型发展，现有的需求、产业、要素、城乡、区域、内外经济结构等，均将发生重大的转变。
二是国家对外开放更具深度和广度。加入WTO至今，中国全面开放的格局逐步形成并扩展深化。国家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支持天津滨海新区发展等战略举措以及东部地区开放力度加大，2013年9月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这是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国家战略举措，标志着未来国家开放将更具深度和广度。
三是国家地位持续提升。国内外不同研究机构的预测表明，未来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日渐稳固，与日本的差距将继续拉大，并将在10到15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走向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过程中，中国的发展环境将会出现变化，发展路径将会调整。
国家经济发展的全面转型，将对香港的经济功能提出新要求，香港的服务功能要有新内涵；国家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开放，将导致香港连接内外两个市场的中介地位下降，香港作为世界城市和亚洲“首要城市”的地位不仅面临新加坡的挑战，也面临上海等内地城市的冲击；国家地位的持续提升和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改变，要求香港及时调整跟进，确保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作用随着国家国际地位的上升而提高。
（四）广东珠三角的快速增长对粤港区域经济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因素一直是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经济形态、经济模式、企业文化等经济产业要素禀赋形成的重要外来因素。粤港合作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主要是香港资金和产业单向进入广东。香港不仅是启动广东制造业的重要投资者，也是广东产品走向世界的重要申介人。
随着广东珠三角经济的快速增长，近年来粤港经济和产业关系的粘性有所弱化。一是产业合作的疏离化。由于广东先进制造业具有明显重型化特征，香港缺乏为重型产业提供服务的经验积累和国际网络，粤港先进制造业合作出现“去香港化”倾向。广东先进制造业的投资以国有资本和跨国公司为主导，香港资本和企业介入途径和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且广东已经积累足够的资本，对香港资本的依赖度降低。二是粤港高新技术合作虽有空间，但香港长期存在“缺位”现象。香港既缺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也缺少产业经验和积累，资源有限。三是广东经济转型将促进产品市场的国内化和消费市场的当地化，将对因外向型经济而建立起来的粤港产业合作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区域内后发者的追赶和超越，粤港经济产业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由过去主要是合作关系改变为“竞合”关系。香港在广东经济发展中扮演的服务和中介功能将可能弱化，传统优势和服务业相对优势将可能受到冲击。香港需要重整粤港关系，重建新型的粤港经济协同、产业；扫：关系以保持香港在区域内的龙头地位。
二、影响香港经济未来发展的内部问题
作为高度开放的城市经济体，香港能否有效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取决于能否有效化解来自内部的挑战。否则即便外部挑战弱化，香港经济发展也仍会出现问题。
（一）香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实际上，香港经济增长已经出现盾劲不足、增长乏力的趋势。据测算，香港名义GDP和实质GDP年均增长率在亚洲金融风暴前的1982 -1997年分别为14.9%和6.50-/0，亚洲金融风暴后的1998 -2012年分别为4.20-/0和3.3%，前后差别较大；1992-2012年的20年，香港名义CDP年均增长率为4.90-/0，在“亚洲四小龙”中仅高于台湾地区。与新加坡比较，1992 -2012、1992-2002、2002 -2012年新加坡名义C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7%、5.7%、1 1.8070，分别高出同期香港3.8、0.6和6.8个百分点。2010年新加坡GDP总量首次超过香港，而1992年新加坡CDP总量仅是香港的一半多一点，2002年香港GDP总量还比新加坡高出600多亿美元。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增长速度，过去10年新加坡的经济表现都优于香港。
香港经济增长乏力，当然由很多因素造成，学界也有各种解释。我们认为，香港经济增长乏力主要是动力机制出了问题，造成产业结构相对同化，新增长点培育困难。自2004年以来，香港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保持在900-/0以上。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据，201 1午贸易及物流、金融、专业服务和旅游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占香港GDP总量的比例分别为25.5%、16.1%、12.4%和4.50-/0，合计的比例接近六成。过去10年间，除了=金融和旅游的比例略有增长外，贸易物流和专业服务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的数据，香港着力发展的六项优势产业增加值2008 -2011年占GDP的比例分别为7.4a-/o、7.g%、8.30-/0和8.5%，其中比例最大的是 文化创意，201 1年的比例为4.7%。由于产业发展惯性，加上楼价高企导致创业成本较高，香港的产业结构相对固化，作为新增长点培育的六项优势产业的发展空问受到较大限制，尚不足以改变目前的产业结构格局。
香港的经济增长动力出了问题，影响到社会稳定， 并反过来影响经济施政和经济发展。比如，回归后香港的贫富和收入差距一直没有较大改观。虽然最低工资政策的实行提升了低薪工人的收入，但在职贫穷情 况仍然严重。
（二）香港深层次矛盾难于突破的问题
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矛盾、竞争力提升与“高成本”的矛盾、内生动力培育与过于依赖外部因素的矛盾、经济增长与改善社会民生的矛盾。
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产业上。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数据，201 1年香港第二产业比重为6.9%，其中“纯粹”的制造业仅为1.60-/0，而新加坡二次产业比例始终保持在200-/0 - 25%之间，这是二者在产业结构上的明显差别。在过去的发展中，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日渐加重而难于突破，结构性问题日趋严重而难于解决。香港的优势在于服务业，但非本地的服务需求和高比例的服务业使得香港经济趋于非实体化和虚拟化。而服务业中金融和贺易物流的比重较大，两大产业对外部需求具有较大的依赖性，这就加剧了香港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另一个问题是，由于香港服务业大都是传统服务业，知识和技术含量缺乏，这就加剧了服务业原本就有的脆弱性，增加了整体经济的泡沫风险。而要发展知识型服务业，就需要制造业对服务业提出技术应用、知识创新的市场需求，只有这样服务业才能创新发展，而就目前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环境而言，香港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不具有较大的可能性。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长期难以突破和解决，导致香港一直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内生动力，经济虚拟化和发展波动性的隐忧一直难以消除，并在一定程度一七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主要体现在内生动力与外部因素的关系上。加AWTO至今，我国全面开放的格局逐步形成并扩展深化，香港过去作为中国和世界唯一的窗口和渠道的功能逐渐变化，连接内地与国际两个市场的传统中介地位大大下降，从曾经的“独木桥”变为多个桥梁之-。，香港的传统经济功能在逐渐弱化，而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设立为标志的新一轮开放将加剧这～趋势。“上海自贸区的功能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区域贸易协定，而是粪似于香港奉行经年的自由港。”一旦实验成功，并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和推广，香港的经济功能将进一步弱化。
回溯发展历史，香港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个与纽约、伦敦同等重要的“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和全球经济的重要节点，其核心竞争力就在于香港构建了高 度发达的全球商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香港不是充当简单的中间人，而是世界经济活动的统筹者、协调者、引发者和策划者。“尽管是规模非常小的香港公司，也熟悉辅助性的跨国管理、多种货币交易的管理、不同法律制度的要求、工业标准和税收制度，他们也晓得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之所需和所忌之间周旋。简单地说，跨国式的运作。”这种经济活动的国际性，是香港竞争优势的关键。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香港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一竞争优势在过去的发展中有所削弱。
（三）香港政府施政面临制约的问题
回归后的特区政府主要是一个因循自由经济原则的“看守型”、“行政型”政府。回归后特区政府提出了“大市场，小政府”，“市场主导，政府促进”、“适度有为，稳中有变”等施政理念，不同程度地调整了经济施政的行为方式，但“小政府”并非“强政府”的缺陷依然存在，使得香港难以走出传统经济功能弱化后的发展困局。特区政府的经济施政受传统公共财政运行模式的制约，加上实行低税率、联系汇率制度，特区政府的经济调控功能非常有限，既缺少经济调控平台，也缺少经济调控工具。经济调控手段有限，导致特区政府经济施政难有较大的空间和作为。此外，特区政府的经济施政还受到诸多剖约，立法会成为反对派议员体现个人价值、制衡政府的主要平台，行政主导在现实中缺乏制度保障，政府施政经常遭遇严重掣肘，影响经济施政与政府有效管治。
“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存在政策共识，其第一条就是“经济发展至为关键，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也是考核政府工作表现的首要标准”。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香港出现政策共识的“剥落”（共识认同度降低），其突出表现就是“在政治斗争弥漫的氛围下，不少突出的经济和民生问题都会迅速被反对派转化为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并上升为对特区政府管治的合法性和香港政制的认受性的质疑”。社会纷争没完没了，政府经济施政备受干扰。由于政府施政能力受到质疑，管治威信受到挑战，特区政府很难凝聚社会主流民意，导致民粹主义有所抬头，社会争议表现出政治化、情绪化、非理性化倾向，反过来又对特区政府的经济施政产生较大干扰。立法会“拉布”、垃圾堆填区纷争、“占领中环”运动发起，表明民生和民主诉求正在冲击“经济发展至为关键”这一曾经具有的政策共识。社会共识的弱化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必然对香港的营商环境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进而影响香港经济发展。
此外，部分港人对内地的排拒心理有所强化。内地困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内地承接香港制造业转移、签署CEPA、放开内地居民赴港旅游“自由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都是促进两地融合、推进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外在推动力。但由于香港经济结构特点、城市承载力局限及相关配套措施的不足，这些支持政策的惠民效果不均，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成本上涨和资源紧张等现象。如内地孕妇和跨境学童被指责为挤占香港的医疗、教育资源，分薄港人福利；内地游客大量涌入被认为干扰了港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和文化差异导致两地居民冲突等。这些问题被放大，部分港人对内地产生排拒心理，本土、民粹和自我封闭意识有所强化，这种心理，将严重影响香港经济社会发展。
三、香港经济未来发展的策略选择
香港面临的内外部挑战，表明香港已经进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有效应对挑战，除了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之外，政府要勇于承担责任，发挥重要作用。特区政府要强化“适度有为”的施政理念，适度调整自由经济的施政方式，化解仅靠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局限，弥补市场失灵；要明确经济角色、提升经济功能、强化经济引导、丰富经济调节方式、协调经济政策、确保施政成效；要以勇于担当的魄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凝聚社会共识，协调不同管治机构、政治团体、社会阶层的利益和诉求。
（一）强化在国家战略中的角色与担当
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需要强化香港在国家战略上的角色担当，这也是香港的经济功能所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我国仍将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系，而香港早已是一个先进、发达的经济体系，一国之内两种经济体系落差的存在，决定了香港的功能和价值，也决定了香港要保持“双向”发展。一是巩固国际性与外向性动能，二是强化与内地的融合与合作，在国家经济进一步融人世界经济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者是巩固强化香港国际性与外向性功能的重要依托，香港与内地的融合与合作要着眼于外。未来香港的国家战略角色担当，一是要加快进行平台转换，即由国际资本、跨国公司进入内地的“引进来”的平台，转换为国家资本、中国企业和中国文化等软硬实力“走出去”的平台；二是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担当重任，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起锚地、推手和安全港湾；三是进一步融入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化外部资源为内部资源。
（二）确立优先发展经济的施政理念
进一步确立优先发展经济的施政理念，一是强化“适度有为”的施政理念，推动特区政府更具“企业型”政府、“积极政府”的特征，以弥补单一“行政型”政府的不足。特区政府在维护稳定透明、自由开放的营商环境的前提下，要对鼓励创新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加大投资，要适度介入有利于提升竞争力和推进经济创富的活动，要适当制定有关产业政策，对特殊产业给予必要的支持。二是强化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研究。尽快启动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将规划研究转化为可行的经济政策，保证战略规划“落地”。建立涉及长远（跨年度）、跨郜门项目的财政支持“联席会议制”，为经济长远发展提供预算保证。适当利用财政盈余，成立类似新加坡淡马锡这样的“国企”，或设立主权投资基金，使之成为执行和落实特区政府产业政策的中介或平台。适当提高土地开发比重（目前土地开发比重为24%），增加土地供应，重点保证产业用地。三是加快开发新界及边境地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三）加快提升产业质量和竞争优势
从长远发展来看，香港需要检讨土地政策，释放产业发展空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一是调整房地产政策。探索推行低地价政策，减少人为控制，增加土地供应，使土地价格有序下降。二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对香港的城市功能进行适应性调整。在国际上，要尽可能吸引国际高端资源；在区域上，要尽可能吸引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腹地资源。要在吸引资源的理念、模式、方法、路径等方面做出适应性调整，进一步强化服务经济，充分利用自身的制度、管理、国际市场及其他优势，为珠三角经济发展提供各种服务。三是根据区域产业发展趋势拓展香港产业功能。重点促进香港已有的服务业和重点发展的六项优势产业进入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扩大香港生活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覆盖面和辐射范围。
（四）有效推进特区政府的经济施政
政府的适度干预并不会有损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健康稳健发展是提升政府认受性和满意度的最重要指标，对此要有正确、客观的认识。特区政府应将提升经济施政能力作为政府建设的重点，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适当调整衍政架构，因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特区政府的角色与职能，提升政府经济管理能力和水平，树立和强化经济管治权威。强化主要官员问责机制，尽快完善内部治理架构，建立有利于跨部门合作的统筹协调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更新公务员队伍的思维和理念，提升公务员的自我期许，强化公务员对推动经济发展的责任承担。
（五）营造有利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有效沟通，强化行政主导体制，减少政治党派及利益团体对经济发展的掣肘；凝聚社会人心，强化社会共识，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和社会矛盾对抗化，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是香港社会尤其是特区政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一是强化行政主导体制。以强化行政主导为核心调整行政体制架构，确保行政权在管治权中的相对优势地位。与建制派政党建立和谐稳定的关系，强化管治联盟的建设，保证立法会“基本盘”对政府法案和决策的支持。二是以经济发展化解政治社会问题。特区政府应确立以经济发展促进政治、社会发展的施政理念，将推进经济发展作为化解政治、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更为重要的是，特区政府应推进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认识上的共识，增强港人的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在经济旎政中充分体现香港居民福祉和国家整体利益，保证经济发展惠及民众。始
（摘自《港澳研究》2013年第1期（创刊号），作者：张玉阁 郭万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