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的教育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的，单纯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但“教育的中国问题”，就不单纯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在中国有关教育的各种问题。
“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
中国现在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在全国各地媒体和我们日常言谈中，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评的。这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在讲素质教育，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素质教育行不通。—方面减负讲了多少年，甚至教育部也发了文，但是负减得了吗？
2009年，上海参加了每三年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 PISA)，结果排名全球第一，引起了很多国家的震惊。2012年第二次的测试结果出来，上海又是第一名。如果说第一次测试有一定的偶然性，第二次总不能再说是偶然的吧！这个测试不是上海自己搞的，是国际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做的，而且测试的对象是随机抽样，包括最差的学校，是一个全面的测试。测试的标准是公开的，至今没有听到多少批评。我们一直在赞扬人家的教育怎么好，但奥巴马在美国说中国的教育搞得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为什么我们培养的人在国内发挥不了作只4旦到了国外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杨振宁、李政道在西南联大读本科，在美国读研究生和从事研究，得诺贝尔奖主要归功于在美国受的教育。同样在西南联大打好了基础，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并继续从事研究的人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突破呢？这也要问大学吗？我不是为大学推卸责任，但说明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大学里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所谓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我想钱学森本人心里也很明白。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但他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并没有什么具体地肯定他在交大受的教育与他所取得成就的关系。他很幸运，当初中美关系非常好，所以他可以进入美国最尖端的军用部门。不管他是否加入了或者加入过美国国籍，却享受着美国的国民待遇。如果是在19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或者中美对抗的时代，他能有这样的机会吗？根本不可能。钱学森回国之后，国家也为他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保证。与钱学森差不多同时 ：回国的科学家中，有的同样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两弹一箭功臣”。但也有人受到迫害打击。还有像邓稼先，才华不在杨振宁、李政道之下，起点也不低，为国家的贡献足以与钱学森相提并论，却因保密需要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又没有能像钱学森那样安享天年。可见教育再好，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要问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社会应该为青年创造上大学以外的出路有人说现在高考是“一考定终身”，要多考几次大学四六级英语考试早已实行多次考试，可以不断地考下去，但是好不好呢？也不好，照样一大堆意见。有没有好好做过一个调查，比如说每年高考究竟多少人是正常发挥的、多少人是发挥失常的？考试的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考生的实际情况？媒体报道的事例和大家听到的抱怨当然都是负面的，但是（发挥失常）在全国每年数以百万计的考生中占多大的百分比呢？其实，考试设计得再好，再公正，总会有人因为考得不理想而认为试卷出得不好，永远都会有人认为自己没有正常发挥。你让他考5次，他都会说没有正常发挥，为什么不能考第六次？任何制度都是有弊病，只能尽量减少弊病，却无法完全消灭。考试总是有局限性的，但适合绝大多数人。即使少数人发挥得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公平。增加考试次数，或者推行高中阶段的联考制度固然有利于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但在升学压力依然很大的情况下，智慧将压力提前到高中阶段，或者分解到每次考试中。还加重了考试成本，不是由家长承担，就是多花教育经费。在目前，还必然增加考试作弊和全过程中发生舞弊的概率。我说过多次，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应试，但将应试能力与素质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为什么素质高的学生就不应该有很好的应试能力？难道素质高的学生都考不出好成绩才正常吗？人生不都在应试吗？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以至国家之间的竞争往往都是“一考”决定的，奥运会比赛时能因为“发挥不好”要求再来一次吗？
其实，高考的“一考”是定不了终身的。少数人认为自己考得不理想，或者发挥得不好，或者的确还有差距，完全可以下一次再考。而且如果认为自己不适合上大学，或者一时考不上大学，为什么不能选 择其他出路呢？如果社会本身是健全的，高考指挥棒你可以不听。如果你选择了不上大学，或者考不上就不再考，这根指挥棒就奈何你不得。
要从高考的指挥棒中解脱出来，首先得靠学生本人和家长。比如有些学生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实 际能力、职业目标出发，选择不上大学，或者先创业、先工作，或者在大学期间退学创业，有多少家长会支持？如果家长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对这一部分学生，指挥棒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更重要的，要靠社会，靠政府。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20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应该是40%。也就是说，到2020年，同龄青年中会有400-/0的人能够进入大学。如果剩下60%的青年没有出路，或者说与那40%1过大学的人以后的差异会很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是可以想象的。经济和教育都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德国也不是人人都上大学的，它们的毛入学率在50%左右，不会超过60%。就算达到60%，也还有400-/0的人上不了大学，为什么就没有高考的压力和恶性竞争？因为在义务制教育结束后，学生就开始分流了，一部分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兴趣和职业目标选择不上大学。剩下的人也不会都选常青藤大学或顶级的大学，比如家庭经浒条件不太理想、估计自己又拿不到奖学金的就选所在地的州立大学，学费便宜或基本可免除；不想进一步深造研究的会找实用型的大学；申请失败的学生也会不得已求其次，或者先工作再找机会。
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孩子和家长都以上大学、上名校为唯一目标，尽管一些人明知自己不具备条件。不能怪他们自不量力，造成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的根本原因是残酷的社会现实——青年的出路越来越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
农村孩子只有上了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城里人，才能拥有城市户口或合法的居留证，才有可能有比较体面的职业，过比较舒适的生活。否则他永远只是农民工，即使在城里工作很多年，连他们在城市生的孩子也不能有城市户口，不能在城市参加高考，将来十之八九还是“农
民工”。
城里的孩子也只有上大学一条路，因为现在做什么都讲学历。就是在工厂企业，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一般当不了管理人员，侥幸当上了也得补一张文凭才能巩固。
这些年大学扩招，毛入学率增加很快，但矛盾却越来越尖锐。因为水涨船高，招聘或录取研究生的条件也高了，就看是否名校，是否985、211大学。同样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要拼其他条件，成绩积点、竞赛、实习、社团、证照，甚至户籍、相貌、家庭条件、社会关系，多多益善。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不惜从买学区房开始。
高考改革得再好，办法再公正，不能增加毛入学率。到2020年，如果有600-/0 - 80%的青年参加高考，就算高考能挑选出400-/0最合适的考生，总还有200-/0 - 40a-/o的人要淘汰。如果青年已经合理分流了，剩下40%多一点的人准备上大学，而他们又很明确自己是要上应用型大学还是要继续研究等等，不仅高考木会有什么压力，就是名校也不会遭遇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实行各种考试的方法，可以自主招生，也可以全国统一招生，连入学后的很多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解决青年的出路问题，不是大学也不是幼儿园的事情，而是政府、社会的事，也需要家长的积极引导以及本人的理性选择。社会解决好这个大的前提，使青年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找到不同的出路，只要肯努力，今后都有体面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才能够保证各级学校是良性竞争，也能保证各种人才得到发挥，也能够使学校、老师尽心尽责使孩子成才。一味将社会的责任推到学校，这对政府来说是不负责任，对舆论来说是误导，对家长来说加重了不必要的负担，对孩子来说扼杀了个性，迫使他们走这样一条独木桥。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教育的实质问题。社会不能过度干涉教育教学是人对人的艺术，是因人而异、因校而异的。世界上的-蝤名校，往往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规矩，社会用不着去干涉，学校如果什么都被社会干涉，那这个学校是办不好的。现在我们校长规定学生不许带手机，马上报纸就要讨论。实际上只要家长、学生签字同意，不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学校就可以做，形成自己的传统。
韩国到现在为止，还允许老师体罚学生，一般是打到初中，高中就不打了。日本规定，幼儿园、小学、初中，哪怕是冬天，女孩子一律穿短裙，男孩子穿短裤。到高中，才可以穿长裙、长裤。我看小孩子的小腿都冻得发紫，规规矩矩还站在那里，这些都是有规定的。当然，国情不同，我们不应也不必生搬硬套，但至少要尊重教育规律，允许学校、教师在不违背法律和教育方针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而现在，学校禁用手机，马上会引发轩然大波，引起媒体的普遍批评。学生考试作弊被学校开除，法院却判学校违法。北京某大学一年当了8次被告，全部输掉，因为法院认为原告都是学生或家长，属弱势群体。中学不敢纽织学生春游，除非家长签下免责承诺。小学教师下课后会看着学生，不许奔跑嬉闹，怕万一引起伤害事故担不了责任。甚至连社会上的人跑到大学自杀，学校也脱不了干系。
片面要求社会公正一定要由学校来体现，根本不尊重教学的规律，让教育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任务，那么中国的教育是办不好的。
一度很多人批评大学圈地借钱，谁都知道，没有政府批准地是圈不到的；国有银行不主动送上门，大学也是借不到钱的。为什么不先问政府和银行？很多地方政府把土地批给大学，旁边的地用来开发房地产，就升值了。大学贷款扩招也是领导出的主意，说银行那么多钱贷不出去，贷给大学，这是优质资产，大学借了钱建新校区，扩招后收学费还贷，这是赖不掉的，实在不行政府会帮助他们埋单。结果有的学校招不满，社会上又骂学费太多，所以就限制学费，钱收不回来就还不了贷。这两条怎么都成了大学的罪名？
再比如学术腐败。所谓学术腐败是指利用权力、金钱、社会地位去谋取自己的学术成果、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今天研究生抄袭别人的文章，老师为了职称将别人的文章改一改又发表，当然应该批评和制止，但这谈不上是学术腐败。多少高官都异地拿学位，而且有的根本就跟自己的专业没有关系。刚才说的教师、学生的行为是学术不端，学风不正，是应该纠正的，但与利用职权谋私还是有区别的。而且这类现象有一部分是制度造成的。中国有多少核心刊物、权威刊物？全部给研究生发表都不够，何况还有老师要发表文章评职称、申请项目、评奖？反学术腐败要针对掌握权力、金钱和具有强势地位的那些人，光靠学校解决不了。
义务教育需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首先，学校的公正要靠政府。义务制教育是强制的，孩子到了规定的年龄，家长或者监护人就必须要送孩子上学，茌美国，如果孩子不上学是要申请的。义务制教育对政府也是强制的，政府必须要保证孩子有这样的机会，比如说这个孩子家离学校很远，那么就要提供交通工具或者住宿。
教育部早就宣布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了，我说应该公布国家义务教育最低标准，多少孩子要配一个教师，餐厅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公布之后让我们看有没有做到。像美国、日本，穷乡僻壤的学校和城市的 没有多大的差别，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基本设施都是有的。2001年初我在中国南极长城站时，参观了毗邻的智利弗雷总统考察站的小学。这所小学只有十几位学生，但有两位由国家派来的专职教师，配了好几台电脑，还开通了互联网，学生们每年还能回国参加活动。当时得知，有两位学生即将升中学了，政府已决定再派一名老师，同时确定由一位有专业学位的考察队员兼任物理教师。
我们说要办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说要办成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绝对可以做到。像上海那样，义务教育的质量已经是世界一流了，只要在硬件设施上都能达到先进，在地区、城乡之间做到均衡，那就是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即使是现在最贫穷落后的地区，只要中央下决心调动全国的力量，也不难使每一座小学、中学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师资数量或质量不够，既可在本地培训，也可以从外地招聘或从发达地区派教师轮流服务。如果我们的义务制教育是一流的，那么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就处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今后能不能上大学、如何选择职业，就靠你自己了。
任何国家的国民素质的提高，任何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基础，前提都是从小的家庭教育。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很多规矩、规范，涉及信仰的某种行为，最关键的是从小灌输，习惯成自然了。到了大学甚至是高中就来不及了，或者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例如一个人不能撒谎，就是一种习惯，一种自觉的行为规范，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而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养成了撒谎的习惯，长大了是很难纠结的。你告诉他不能撒谎，他会说撒花的人很多，为什么我不能，甚至根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不撒谎的人。
现在的家庭教育为什么出现那么多问题？根子就是他们的父母甚至是祖父母从小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将一些全人类都普遍认同的美德当作工具和手段。“文革”期间我当中学老师，眼看我的学生变得开口国骂闭口“沪骂”，老师处于被批判斗争的处境而无能为力，还昧着良心赞扬“革命小将造反有理”。我们私下感叹：将来等到这些学生为人父母，成为国家栋梁，他们如何教育子女，管理国家？
其次，义务教育要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做到这一点，就能纠正家庭教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强调不输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是将责任交给每一个家庭，因为家庭做不到，但是至少进入学校，孩子们要在同一起跑线上。输在起跑线上，往往就在义务教育阶段，所以大家拼命地往名校挤。如果一个国家不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通过政府做到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不是使孩子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今后我们怎么保证这个国家的稳定的发展？
这些不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而是教育的中国问题，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但是如果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政府不全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单独要求学校将教育办好是不可能的。
（摘自：《光明日报》 2014年1月6日 作者：葛剑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