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学理论受语言学之影响甚深，引发文学理论浪潮的结构主义模式就源自索绪尔语言学和雅各布逊语言学。我们甚至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前的所有文学理论和语言学都是基于对“语言”( langue)的分析，或者说是对语言、文学或文本的系统分析，而不是基于对“言语”( parole)的分即对说话者、作者或读者的语言实践、语境和磋商的分析。随着文本细读方法的理论扩展，结构主义在新批评诞生之初就已经确立了它的地位，不过这些被普适化的思维框架很快就遭到了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猛烈抨击。结构主义模式可以被概括为：没有历史、没有伦理、没有主题、没有审美、没有语境一时期。
在解构主义和语用学的双重影响下，这种意识形态的共识开始消解。结构主义不仅很少考虑米哈尔·巴赫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早期的读者反应理论家的观点，也忽视了一些欧洲学者所从事的传统的、历史的和语文学的阐释性研究。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以其富有开创性的洞见，超越日常语言实践的实用性，完善了结构主义模式。语用学的“反模式”世俗化和修正了语言是普遍静态的观点。与此同时，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也开始将其日程插入由解构主义打开的“不确定性”和“延异”( deferment)的空白问隙之中。
此后，所有被关进结构主义潘多拉盒子中的精灵都复仇似地逃了出来。从读者反应理论到福柯的话语分析，再到文化研究；从女性主义到性别理论，再到怪异研究；从种族研究到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批判种族理论：理论融合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就又回到了出现多种表现样式的语境。具体说来，它产生了一系列的回归和转向——例如，回归历史（如新历史主义），主题转向，伦理转向，最近出现的美学转向以及“新语文学”( new philology)等。从我所从事的叙事学研究视角来看，这一系列回归或转向以及相关的传统文学论题的觉醒，引发了社会科学的叙事转向。对历史、法律研究以及经济学的叙事复兴或许暗示了社会科学原初的或正持续的“重新人性化”。叙事学从这些趋势中汲取营养，再度复兴。
语言研究存有相似的发展，例如，无论是语法化研究，历史语用学研究或者是对英语史研究的新兴趣等，历时分析再次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中心。与此同时，对语料库的使用也使得语言学家可以修正传统的词典编纂工作，进而研究正在发生变化的语言过程，以及用更精细的方式测绘方言。
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感觉文学研究受到外部的影响——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一颗槟榔——被一波又一波时兴的理论浪潮推来推去，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看到它的巩固融合之势。尽管文学批评在结构主义阶段把19世纪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一系列主要论题都排除在外，但它现在又重新采集这些被抛弃的论题，将其融入一个理论与实践并举的合成体。该合成体不是以自上而下的结构主义模式为基础来运作，而是更具有语境化和动态性，就像是一个开放系统，对各种“局部论题”( localconcerns)做出反应。对具体的研究问题，没有强制使用高层次的理论框架，而是综合性地运用各种方法和策略。
与文学研究中采用“法伊尔阿本德”( Feyerabendian)式的现成理论工具的做法相反，近期在语言学上出现的认知转向催生了线型的、多元的认知方法。认知语言学没有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系统（索绪尔的语言）或交际行为（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学），而是聚焦于支撑语言形式的概念。语言来自于我们对世界的概念化，因此分析语言和使用语言不仅同我们的心理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也与我们同非心理环境之间的互动相关。尽管会存在一些文化上的变异，但是语言学的基本概念通常被认为是普适性的。在这一框架下，语言过程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现在既与可观察的、可重构的心理框架合作，也与那些激发、影响和控制语言用途的认知概念和认知过程结盟。认知语言学没有试图建构语言的普遍特征或在抽象的理论范畴下发现句法的组合规则，而是努力为这些原则和法则寻找认知阐释，说明它们在功能上如何有效，如何按照语义效果最大化的方式向前演进，以及如何协同作用实现最理想的交流。
认知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最有力的结合就是马克·特纳( MarkTurner)关于整合的研究，其中一部分是他与吉尔斯·福康涅( GillesFauconnier)合作开展的。特纳著作的标题记录了这一研究的发展方向，如从《阅读心理》( ReadingMinds)到《文学心理》(LiteraryMinds)，再到《我们思考的方式》( The Way We Think)。尽管在其早期著作中，特纳主要从事隐喻研究，用一种吸引文学研究者的方式来阐释莱考夫的认知隐喻理论，但是他的近期研究已经转向对这一模式的实证检验。特纳和福康涅把隐喻仅仅看作被他们称之为整合( blending)的认知策略的一个子类型。整合主要是指两个场景混合在一起，结果产生新的意义效果，例如，在某个捐助宣传中，三个孩子被描述成医生，说明文字写道：“乔、凯蒂和托德将来会给你做心脏搭桥手术。”。该图示把现在（孩子们还在学校上学）同想象的未来（他们会成为医生）整合起来，呼吁捐助人让孩子们得到良好的医学教育，进而为广告中的学位课程提供资金援助。特纳和福康涅认为，整合为发展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负责。具体说来，整合理论的目的是在认知框架下把隐喻和叙事结合起来。隐喻和叙事被认为是构成人类认知的非科学形式。特纳和福康涅把它们描述为一块硬币的两面，就如索绪尔语言中的能指和所指一样：通过整合，叙事研究一个场景与另一个场景同时出现的情形，但是在隐喻（被普遍认为是整合的一种形式）中，两个场景的叠加会产生一个叙事序列。
与此同时，认知转向也发生在文学系，其最大的影响体现在叙事学和文体学上，认知概念和术语在这两个领域中是颇为常见的词汇，例如，乔纳森·卡勒的“自然化”或盂纳赫姆·佩里( MenakhemPerry)的“首因效应”(primacyeffect)比自我风格的认知转向至少要早25年。（自然化与读者为中性化文本中的不一致性寻求解释的能力相关，首因效应暗示着我们在文本中首先遇到的内容将会影响我们对文本世界的概念化。）我们甚至可以把德里达对“增补”( supplement)或“嫁接”(graft)的分析看作是对恩斯特·贡布里希( Ernest Gombrich)的“影像一背景”( figure-ground)模型的认可，是对捷克结构主义者的“显性化”( markedness)概念或语言学的“主位一述位”( theme-rheme)之分的重访。F．K．斯坦泽尔于1955年提出的叙事类型预示了文学研究的原型理论。在叙事类型中，斯坦泽尔提出了三种原型性质的“叙事情境”( narrative situations)。这些趋势连同语言语用学催生了叙事学的建构主义立场。这些建构主义立场很陕就被其他学者贴上了“认知主义”的标签。认知叙事学表明，读者不需要把文本看作具有叙事特征，而是通过附加认知框架把它们读作叙事——例如，在寓言中，把动物阐释成拟人化的主人公。
同时，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认知范式已经成为文学研究者和叙事学家们的一个主要修辞方式( master trope)。乔安娜·加文( Joanna Gavins)注意到，文学语言学认知方法的急速扩张似乎稳固和扩充了更为传统的文体学。此外，我们还可以辨析出人文科学的情感转向( emotive turn)，该转向引发了人们对文学中的情感和移情研究的兴起，连同对意识的重新重视，来自认知科学的跨学科传输不仅复兴了文学的认知分析，而且也促进了对文学文本的实证研究，例如，杰拉德·施特恩( Cerard Steen)和查尼塔·古德布莱特( ChanitaGoodblatt)已经对隐喻理解做了好几个实验。叙事学、文学实证研究、文体学、可能世界理论以及隐喻研究之间的重大结合似乎发展缓慢。最重要的是，在认知标签下结合过去分开的学科可以使得我们展望这样一个范式转移，即很多传统的概念和方法都可以被融人一个总的或许同认知研究相关的、可被实证研究验证的理论。其次，或许也是较为突出的一点，所有与语言或意识相关的文学研究的整合，都可以为文学和艺术的美学地位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例如，很多诸如比例、平衡、前置、凸显等传统概念也能够被归人可经过实证研究验证的认知范式和认知约束，这些认知范式和认知约束将情感与认知或以某种科学范式为基础的概念化结合起来。如果成功的话，这一结合即便没有大到如特纳和福康涅的整合理论，但也可以涵盖很多人文科学的理论框架，但是在预测认知方法前景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一预测，因为它有可能是先前结构主义欲望在经历文化战争后所产生的追求普遍性和符号霸权主义的乌托邦。文化研究将会扩展他们的影响，这对认知主义之于权力的诉求而言，是一个有益的对位旋律。同抽象的、非语境化的追求普遍认知框架的动机相反，文化具体性和深度分析是文化研究的最大长处。对认知范式丰富性的评价之所以要小心谨慎，原因还在于对文学文本的分析缺少一个统一的认知框架。认知科学是一个多元化的研究领域，它一方面包括神经科学，另一方面又包括产生了很多模式、概念和洞见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研究。此外，把这些主要聚焦于那些被认知语言学证明有用的过程（文学研究者灵感的最初来源）的模式、概念和洞见运用于文学研究是综合性的。当下很多介绍文学认知研究的读物都包括多种方法、概念和理论，它们通常要么是“以应用为中心的”（application-oriented）（提取出认知研究中的某个要素和洞见，然后从该视角来阅读一个文本或一个文类），要么就是理论性质的，抵制一般的应用。目前，这个领域类似于一群建筑基地，有的学者聚焦于隐喻和整合理论，有的学者聚焦于认知反思性，还有的学者聚焦于指称和空间感知。不同的认知方法没有相互结合的迹象。尽管在语言学领域，认知方法看起来是令人信服的，它由附着在标准语言学层面和范畴上的原型理论构成，因此可以解释不同层面上的原型效果以及同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指称、代词、句法、语法化等），但在向文学过渡时，这种一致性消失-ro若要在认知研究的跨学科领域取得某些共识和发展一种适合文学实践的理论与范式，就要有所突破。
我从叙事学和认知研究的角度，对21世纪的文学批评做了既乐观又谨慎的预测。如果当下文学研究的认知方法的离心化倾向可以被用在更大的框架范畴上，那么它将获得极大程度的统一，并得到进一步扩展。近期的叙事学和认知研究已经整合了使用认知概念的多个领域，由此引发了创新型认知方法及其实践的爆炸式增长。当我们尝试所有这些方法的时候，或许会加速这个学科的危机，但是也可能会再未来15—20年内见证一个新范式的诞生，
（摘自《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作者：【德】 莫妮卡 弗鲁德尼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