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缘起
最开始译林出版社的编辑黄颖女士找到周忠和院士，忠和向出版社推荐了我，但我几乎未加思索便婉拒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翻译《物种起源》将是一件太过艰巨的任务。黄颖是我南大的校友，她很有坚持精神，也很有策略，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保持着邮件联系。2010年暑假我去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访问，她提出请我吃顿饭。饭局上还有时任译林出版社人文社科编辑部主任的李瑞华先生（现为译林出版社副社长）。席间，他们也没触及翻译《物种起源》话题，只是希望我有暇时，可以给他们推荐甚或翻译一些国外的好书。几个月后的圣诞节前夕，小黄给我发邮件说，她又找了别的译者，但是感觉译文还是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水准。她说，如果世界上有一本书值得翻译的话，还有比《物种起源》更值得你亲自翻译的吗？她又给我戴高帽子，说如果在华语世界有一个能翻译这本书的人，除了苗公您，还能找到谁？高帽子加激将法，让我如何拒绝？我马上回邮件说，就凭你这句话，这活儿我接了。邮件一发出去，我就后悔了，但是你知道电子邮件可以send，但没有unsend键。我只能硬着头皮投入这项工作了。
伟大的《物种起源》
我在译序里说：“名著如同名人，对其评头论足者多，而对其亲阅亲知者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便是这一现象的显明例子之一。”据我的观察，即使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也大多无暇通读或精读这部著作。所以我常跟年轻朋友们说，尽管你们现在压力很大，要追踪前沿，要发表文章，但还是要看一些“闲书”，因为这样的阅读在你以后的研究中会给你想象不到的启发和灵感，像《物种起源》这样的名著尤其如此。
《物种起源》是少数几本可以称得上改变了世界的书，这样的书还有大家熟悉的《圣经》，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等，它是这一级别的名著。《物种起源》发表到现在已经155年了，尽管生物学、地学有很多新的进展，但达尔文所建立的理论框架依然巍然矗立，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现在的很多学科，像生物地理学、动物行为学、生态学等等，尽管达尔文的时代还没有这些学科的名字，但是达尔文这本书已经为这些学科打下了基础。再过150年，这本书也不会过时。我在翻译和研究的过程中，确实对达尔文崇拜得五体投地。达尔文那时并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研究条件和知识基础，他能够写出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太了不起了。
为什么选择第二版
为什么选择第二版为翻译底本呢？达尔文生前，《物种起源》共出版了6个版本，其中第一版和第二版相隔时间很近。按照达尔文本人的说法，第一版是1859年1 1月24日出版，第二版是1860年1月7日出版；达尔文研究专家派克汉姆查阅了该书出版社的出版记录，则认为第一版是1859年11月26日出版，第二版是1859年12月26日出版。也就是说，第一版和第二版相隔只有一个半月或一个整月的时间。第二版甚至没有经过重新排版，相比第一版的改动也很少。根据派克汉姆的研究，达尔文在第二版中删除了9个句子，新增了30个句子，此外还有一些印刷、标点符号、拼写、语法、措辞等方面错误的更正。在其后十二年间的第三( 1861)、第四(1866)、第五( 1866)、第六(1872)版中，尤其是自第四版开始，达尔文为了应对别人的批评，做了大量修改，以至于笫六版的篇幅比第一、二版多出了三分之一。正如我在“版本说明”中所写，“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那些对他的批评很多是错误的，而他的答复往往也是错误的”。譬如他越来越求助于拉马克“获得性性状的遗传”的观点，这就偏离了他原先正确的立场。鉴于此，当今的生物学家以及达尔文研究者们，大都垂青与推重第一版；而近二十年来，西方各出版社重新印行的，也多为第一版。然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世界经典丛书”的1996年版以及2008年版，却都采用了第二版，理由很简单：与第一版相比，它纠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讹，但总体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动。最终，我采用了“牛津世界经典丛书”2008年版为翻译底本。
也许更好的选择是第一版
但我现在又稍微有点后悔，也许还是应该翻译第一版。为什么呢？第一版出来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达尔文就向宗教界做出了妥协，第二版所做的改动就体现了这些妥协。比如说卷首引语（国内其他译本都没有译），第一版里面卷首引语只有第一段和第三段，第二段是第二版加上去的。这段引语出自巴特勒《启示宗教之类比》，其中写道：“……所谓‘自然的’事物则需要或预先假定有一个智能的实体不时地或在预定的时段进行干预，使之保持其特性。”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取悦于宗教界的意思。还有全书结尾处写道，“生命及其蕴含之力能，最初由造物主注入到寥寥几个或单个类型之中”，第一版是没有“由造物主”几个宇的。另外书中还有一处，引用了宗教人士Charles Kinsley给他的信中的话，说是他注意到达尔文对宗教情感的尊重，这也是第二版新增的。这三处，应该都是违心的让步。所以，原耶鲁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著名的达尔文学者Keith Thomason曾在“The American Scientist”的专栏文章中指出：若是在科学经典著作中举出修订版不如初始版本的例子的话，那么《物种起源≯便是经典的一例。甚至可以说，《物种起源》的修订是一版不如一版。
《物种起源》一版不如一版
为什么说《物种起源》一版不如一版呢？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遗传机制问题。达尔文知道有遗传这回事，小孩子生下来像爸爸，这就是遗传，达尔文也知道有变异，但是究竟遗传是怎样进行的，变异又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这困惑了他一生。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就试图给出自己的回答，并写在了后面各版里，现在看来，这些回答都不正确，可以说毫无意义。
还有地球年龄问题。著名物理 学家开尔文( Lord Calvin)提出，说你讲生物的演变是渐变的，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地球的年龄有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让生物从无到有，并演化成今天这个模样呢？这个问题又让达尔文手忙脚乱，到处找地球年龄方面的证据。开尔文提出地球年龄为一亿年，现在我们都知道，地球年龄远长于此，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供生物演化。达尔文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很多笔墨，现在看来也都是多余的。而且，这些增补打乱了第一版结构的严谨，逻辑的缜密，行文的流畅。所以在今天，大家基本上都不看第六版了。
《物种起源》的语言
关于《物种起源》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热点，其中有的研究对其语言特点和文学性有深入讨论。当时写作的时候，达尔文既要考虑要说服科学界的人，又要说服大众，而且当时是科学发展的初期，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专业术语，有很多jargons，所以达尔文在书里用的是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语言，非常典雅。有人说，看到《物种起源》，就看到了Charles Dickens的Great Expections的影子以及George Eliot的Middlemarch的影子。这就是说他使用的完全是文学语言，非常美。但这个文学语言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并不妤懂。
达尔文的“四怕”
达尔文的一生有“四怕”。一怕触犯宗教，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写 出来之后，等了20年才发表。第二他很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艾玛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结婚之前，他跟艾玛说不信仰（上帝），艾玛说只要我们相爱就行，但是我们今后不会在天堂相见的，正因为如此，他非常不希望伤及艾玛的宗教情感。第 三怕与人论争，不愿陷入旷日持久的论战。第四怕是最莫名其妙的，他一直没有经济安全感。他是富二代，家里极为富有。他让大儿子学金融，让他管家、投资。他稿费也赚了不少。他跟艾玛结婚的时候，艾玛家的陪嫁和他爸爸给他留的钱已经很多，到他去世时，他的家产相当于现在2700万英镑，天文数字。有人说他当时要是雇一个年轻的懂德文的助手的话，就不会一直被遗传和变异法则所困扰，因为那时德国的孟德尔已经搞清楚了遗传的机制，并发表了论文，如果有一个懂德文的助手，也许他就能在生前接触到孟德尔的发现了，可是他连个助手都不请，很抠门儿。
进化论与宗教的关系
尽管达尔文的宗教信仰很早就产生了动摇，但是你要注意，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无神论者。他说自己是不可知论者( agnostic)。而且宗教和科学，神学和科学，现在国外大家基本上达到一个共识：它们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 sphere)的东西。宗教是信仰，科学是科学。引人注目的是，当今英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Conway Morris，现在是天主教的科学家代言人。他研究生命起源，现在他相信生命起源是神创的。像诺贝尔奖得主Berkeley等很多一流科学家也都是信教的。进化论与宗教的关系在欧洲不太成问题，但美国的情况有些特殊，美国的原教旨主义者很有势力，很保守，你到欧洲问大家信不信进化论，大家都信进化论，即便他信教，他也相信进化论。美圉不一样，美国有330-/0的人因为宗教原因不信进化论。马克思赠书给达尔文遭拒？
有一个说法，马克思要把《资本论》献给达尔文，但达尔文拒绝了。这是误传。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刚好出版，马克思就签了名送给达尔文，是德文版，这本书现在还在达尔文故居的书橱里。后来，马克思的女婿写了一本书，要献给达尔文，达尔文没理。马克思把书献给达尔文遭拒这个说法流传很广，很多书里都写了这件轶事，但这纯属张冠李戴的误传。
（摘自：2014年1月29日《中华读书报》 作者：苗德岁）
